《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这是从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的战略高度,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其重要性紧迫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
第一,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和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就是要将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性、全方位支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是指促进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有效向制造业聚集,促进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制造业综合成本是制造业投入的总成本,既包括显性成本如税费负担、物流成本、要素成本等,也包括隐性成本如法治环境、营商环境等。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能够先后成为经济大国强国,无一不是因为大力发展制造业。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英国、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较快,产业空心化问题凸显,直到近年来美国等开始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加大力度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而德国、日本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长期稳定在20%以上,制造业一直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杀手锏”。
第二,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挑战。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我国制造业已覆盖31个制造业大类、179个中类、609个小类,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出口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底气和本钱。同时要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6年的28.1%下降至2020年的26.3%,到2023年为26.2%,2013年至2022年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也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制造业稳定投入机制不健全、综合成本高是制约制造业保持合理比重的重要因素,主要有金融支持不足,税费负担偏重,产业人才有缺口,制造业同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成本收益关系不合理,资源要素存在“脱实向虚”的倾向等。此外,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总体上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一些重要细分领域存在短板,关键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我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既重要而紧迫,又有很大潜力和空间。
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重点要有效解决体制机制堵点卡点。一是强化要素保障。推进制造业人才供给结构改革,优化制造业人才激励机制,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建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激励约束机制,激励金融机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贷规模。积极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加快健全数据要素治理制度。健全完善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等交易机制。二是降低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消费税制,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发挥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税收优惠等政策作用。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审查制度,研究制定适应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新赛道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三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建立健全与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协调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社会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坚守实业、做强主业、做精专业,打造中国品牌,建成百年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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